古人的姓氏都是怎么来的？他们能自己随便改变其姓氏吗？

俗话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但近年以来，人们给子女起名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比如姓名长度的增加，姓氏不随父母，等等。似乎有突破这些“古训”的意味。其间还出现了很多新鲜的取名方式，比如“春秋战国”，以及一些很有诗意的起名选项，如“北雁云依”、“唐诗宋词”之类。据称还有的朋友因为喜欢玩电游而考虑给孩子起名“王者荣耀”。于是，有观点认为这会造成某种混乱，需要加以限制。而新近出台的法典也规定了“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或者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这个问题见仁见智，笔者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谈一谈中国古代关于确定和改变姓氏的那些事。

一、炎黄二帝的姓氏及其来历

中国人如何确定自己的姓氏？先说一说中华民族的老祖先炎、黄二帝。中国先秦时代，人们有“姓”也有“氏”，姓和氏是分开的。比如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黄帝和炎帝，他们姓氏就有很多种说法。其中太史公司马迁说黄帝姓“公孙”，但不知道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出处何在。但根据另外一些先秦古籍的记载，黄帝姓“姬”，他为什么姓姬呢？因为他出生在姬水(据称这就是今天陕西中部的漆水河）。而炎帝据说姓姜，因为他出生在姜水（据称就是今天陕西的清姜河），所以姓了姜。当然，关于他们究竟姓什么，真的是众说纷纭。这两位始祖究竟是否实有其人，也各有说法，但上古典籍中的记载至少透露出了一个中国古人确立姓氏的原则，就是“出生地原则”，即出生地是啥，就姓啥。这个习惯在后来的历史中持续了很久。这很可能是中国上古姓氏起源的一种重要的途径和习惯。

二、春秋战国时期封地确定姓氏的习惯

这种以封地确定姓氏的习惯，某种程度上接续了上文讲到的以“地名”为姓的思路，但又不太一样。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

姜太公本姓姜，因为他的家族被封在“吕”这个地方，以“吕”为“氏”。所以，他通常被称“吕尚”。实际上，他的后代以“吕”为姓。当然，后世受民间文学比如《封神演义》的影响，会称他“姜子牙”或“姜尚”，但这是两码事。

周武王姬发的儿子周成王姬诵小的时候，和弟弟叔虞玩过家家，用一支桐叶将叔虞封在“唐”，故叔虞也被称为“唐叔虞”。叔虞本姓姬，但是因为封地在唐，所以就有了一个“唐”，这个“唐”就是他的“氏”，为他的后代所共享。实际上，“唐”慢慢地就成了他的后代的“姓”。

在此基础上，晋国的姬姓这一支在晋国又发展出了不少新的“姓”。比如晋靖公的儿子伯侨，在晋献公（晋文公重耳的父亲）的时候，被封在“羊舌”(据说是今山西洪洞、沁县一带)这个地方。于是，他的后代便共享了“羊舌”这个“氏”。实际上，羊舌氏的后人称呼自己的姓名时，一般不会再使用“姬”姓，而是会用“羊舌”作姓，因为他们共同的“近祖”是羊舌。比如晋国大政治家叔向，也就是羊舌肸，他绝不会对别人说：“我叫姬肸”。别他称呼他的全名，也会称呼他为“羊舌肸”，而这个“羊舌”实际上已经成了这一支共享的姓。

我再接着羊舌肸往下说，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叫“食我”，因为封地在“杨”，所以习惯上时人一般都称呼其为“杨食我”，而不会再叫他“羊舌食我”，或是更源远流长的“姬食我”了。从“姬”姓到“羊舌”再到“杨”，姓氏的“取”与“舍”实际上遵循两个习惯：

习惯一：前者为“姓”，后者为“氏”。比如“姬”是姓，“羊舌”是氏，但这种“姓”与“氏”的关系是相对的，因为羊舌氏的后人逐渐地以“羊舌”为姓，而不再以“姬”为姓了。同样的道理，“杨”一开始是“氏”，但“杨食我”的后代，也渐渐会以“杨”为姓，不会于以“羊舌”为“姓”，更不可能以“姬”为姓了。

习惯二：“封地”是“姓氏”产生的一个依据。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姓”与“氏”的区别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氏”会变成新的姓。就这样，姓氏变得越越多样，越来越丰富。不过，战国以后，出现了“姓”与“氏”合一的趋势。此后，这种“姓”和“氏”之间的相对性区分也就慢慢地消失了。另外还要说明的是，古人确立姓氏并非仅仅依据地名，还有其他的习惯，比如依照“职务”和“工种”来确定姓氏。

三、官职乃至身份地位都可以演变为姓氏

在上古时代，爵位和官职往往都实行世袭制。很多职务往往是父子传承，世代相继的。这往往会融入到对人的称呼上去，比如司马、司空、司徒等职务，后来就慢慢演变为一种姓氏。这也是中国人姓氏的一种重要来源。

再比如，汉文帝时期，有一位宦官名叫“中行说”，按照今天的发音习惯，他的名字读作“中航月”，他的姓是“中行”（中航），这个姓的来历与古代的军事制度有关系。晋国在公元前七世纪末期创立了“三军”制度，也就是“左”、“中”、“右”三军的建制。军人在列队的时候，各“行”各“列”有的在中间，有的在两侧，其位置是相对固定的。而中间的“行”逐渐就有了“中行”的称呼。慢慢的，“中行”就成了一个姓氏。

再比如“公孙”这个姓，它的来历更有意思。据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遍地。有史籍记载说当年周朝建立以后实行大分封，分封了七百多个诸侯国。还有一说是封了一千多个。当然，实际上有没有这么多，也很难说。不过，从古文献中可考出国名的至少有一百个以上，有很多可以在不断地大鱼吃小鱼中消失了。而且，你也不能拿今天的国家规模去想象当时的国家。举个例子，汉朝的时候，西域有五六十个国家，人口少的只有数千甚至千余人。这些密密麻麻的国家的君主和贵族们子生孙，孙生子，公子王孙不计其数。慢慢的，这些“公子王孙”的身份便浓缩成了一个姓氏：“公孙”。这就是身份变成姓氏的一个例子。上文提到司马迁《史记》中说黄帝姓公孙，其实，这很可能是出自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人的“创意”。

四、古人怎样“改名换姓”

古人有时会根据各种考虑而改换自己的姓氏。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夏”是一种显耀的身份。各个试图强大起来的国家，都曾在姓氏上做文章，以便使自己获得“诸夏”的身份。比如春秋时代越国的“国姓”本来是“芊”姓，也属于“夷狄”之君而非“诸夏”之族。后来，越国一度强大起来，成了春秋一霸。越国统治者就给自己改姓，把“芊”姓改成了“姒”姓。因为“姒”姓据说是上古传说帝王“大禹”一脉的族姓，是正宗的“诸夏”之姓。另如楚国的国姓是“芈”姓，楚王原本是“夷狄”之君，按照周礼，他们不能被称为“伯”，而只能被称为“子”。但到了春秋末期以后，楚国越来越强大，觊觎中原，于是将“芈”姓编入“诸夏”姓氏谱系，将“芈”姓的氏系脉络“嫁接”到“黄帝后裔”中去了。

除此之外，翻一翻《世本》等上古史书就不难发现，那时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姓姬的几乎占了天下的“半壁江山”，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姓。这种局面或者与姬姓是周朝国姓，又是“诸夏”的“正宗”有关，不排除许许多多的诸侯国改换姓氏来挤身“上国”行列。也不排除有赐姓的情况，也就是弃用本姓，改用更为显耀的姓氏。这种情况历朝历代都不少见。

再比如中国古代北方的匈奴曾经是汉朝的劲敌，后来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其中南匈奴与汉朝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汉朝也把宗室女姓嫁给匈奴单于为妻。这种互相往来促进了汉朝与匈奴的相互融合。到了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匈奴右贤王以其祖上是汉朝“女婿”的身份，自命为刘姓后裔，干脆给自己改成了刘姓。实际上，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形成和融合的过程中，这种改换姓氏的情况长期存在，十分多见，这里不能一一举例。

除此之外，还有的人根据个人信奉的理念来改换姓氏的情况。比如三国时期，东吴有一位大官，名叫是仪，姓“是”。但他原来不姓是，而是姓“氏”，后来自己改成了“是”姓。他改姓的过程是这样来的：当初他的好朋友孔融（孔子后裔）跟他开玩笑说“你老兄姓‘氏’，这就是‘民’字去头啊！这产是个凶姓，不吉利，改了吧！我建议可以改为姓‘是’。”氏仪见好朋友这么说，感觉很有道理，于是就把自己的“氏”姓改成了“是”。后来史书给他树碑立传也都称他为“是仪”了。

总的来说，古人改换姓氏，并没有太多的限制或禁区，更大程度上还是基于个人的意愿和取向。

五、谁来决定那时的人们能姓什么及不能姓什么

自古以来，中国姓氏的来源途径和它们的演变，远不限于上面说的了这几种情况。可以说，“百家姓”不是本来就有的它是被一步步“创造”出来的。同时，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的姓产生了，有的姓消失了。古人确立和改变姓氏的习惯、途径、原则，也远不止上面提到的几种。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句话可以解释中国众多的姓氏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变化的。更重要的是，古人确立和改变其姓氏，也没有什么金科玉律式的限制和禁区。不论是依据地名（或“地望”），还是职务、身份，或是其他某事某物，都能成为确定姓氏的依据。与此同时，从政治考虑到个人偏好，都可以成为改变自己和后代姓氏的理由。历代法律和习俗中，也鲜有未明文限定人们可以姓什么，或一定不能姓什么。人们可以自主决定其自己和后代姓什么。在古代，“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或是一种个人的情怀和节操，但从没成为一项具体的法律强制。